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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汇心血管学术 > 循证医学的科学哲学观点

循证医学的科学哲学观点

发表于 2014-10-09 15:08:21
[原创]循证医学的科学哲学观点 我读“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 ——从医学角度仰科学哲学之山 一、哲学、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自初中学习有关哲学的一些基本知识起,老师们时常对我们这些连“什么是哲学”概念都不清楚的懵懂学生告戒:哲学是一切学科的总集合。这一定义不知是真理还是某位哲学大家的领悟?我至今不得而知。倘若这一理解是可以被认可的,那么我想哲学、宗教及科学三者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并列的地位之争和真假之争,而应该是以科学为方法的和以宗教为方法的哲学特点分歧,好象更应该类似于金庸笔下《笑傲江湖》里华山派的剑宗与气宗之间的争斗。我们谈论哲学,总离不开讨论宗教和科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对宗教与科学的辩论,我们所讨论的哲学还剩下什么?在当下中国外显的哲学教义中,宗教总是以唯心主义为代表,而科学总是指派辨证唯物主义为主将。这一人为固化的对阵模式,不仅造成我们这些原本智商平常、对哲学“七窍仅通六窍”的学生思维越发地偏执,而且对合理、完整地继承人类整体知识而言也无疑是巨大缺憾。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哲学、宗教与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呢?从李创同教授所编著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一书可以找到一些帮助。首先是西方宗教、哲学与科学的斗争史。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自人类开始对自己及世界产生疑问和试图进行解释时开始,就并行存在着“朴素的宗教性”和“朴素的科学性”两种认识方法的冲突。而仅由于在不同的认识手段和知识积累的前提下,某种认识方法(以宗教性的或科学性的)或多或少、或长或短的占据着上风,并在特定继承者这一松散的团体的偏执理解和传承的影响下,使得人类对关于哲学思想体系的记载在一定的时期中或以此为主,或以彼为主。李教授在《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中提到:“就西方基督教世界而言,其与科学和哲学的冲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科学或哲学驳斥某一重要的基督教教义,或驳斥神学家认为是对正统观念至关重要的某一种哲学学说时,它们之间的冲突就更为深刻。一般地说,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冲突在开始时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后来,另一方面,科学或哲学对宗教的诘难的焦点已逐渐变得越来越涉及那些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义中甚为关键的问题了,如上帝是否存在”。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理解到的是在一段时间或特定的地域中,有时科学与哲学站在一个立场与宗教所持的某些观点存在很深的矛盾与对立。在同一章节的前段又有这样的概述:“西方宗教、哲学与科学之间仍然存在着长期的冲突——直到现在。当然,在所有近代以后的历史冲突中,科学似乎总是获胜的一方。但是,新的西方宗教形式和新的哲学流派也在西方不断出现或复苏,不断挑战着西方科学的‘胜利’”。这段文字又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启示,那就是哲学在一些特定的时候又与宗教站在一起反对着科学。总之,哲学似乎沦落到了时而为盾牌、时而为帮凶的尴尬角色。正如李教授在书中明确提到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意与宗教决裂。恰恰相反,近代西方科学产生的基础之一便是西方宗教的精神和哲学推理手段”,哲学与宗教、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反对与赞成,而是随着历史的洪流不断展现新面目的动态过程。 二、可以接受的哲学观点基于罗素关于逻辑统一性观念既有长处又有弱点的认识,李教授在实质上对教会在同科学的冲突中显示出来的近代科学奠基作用和现代科学约定论思维模式的总结确为深刻。出发点与最终研究结果两者间方向的不同也正是神学与科学外在表现的权威与观察方法之间冲突的本质基础,在李教授《科学哲学思想的流变》书中逐段推演的以人物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演变史中颇为生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关于“立场”与“方法”的争论也是哲学史上的重要内容。人们往往主观的认为“立场”是先验的,它决定着个体对世界观察与认识的方法,而沿着科学发展史的轨迹却可以看到“方法”的学习对“立场”先验的颠覆。奠定了近代科学思想以及使自然科学完全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笛卡儿与牛顿便是革“先验立场”之命的典型代表。牛顿是一个最为矛盾的科学家,他在当时“观察”方法刚启蒙的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至高地位与其坚持的“上帝的出发点”的权威立场如此的冲突至今令我们难以理解,但我仍然认为现在就武断地对其立场进行批判还为时尚早,这从李教授本书最后章节安排的关于形而上学的重新召唤等内容也看到是可以得到一些旁证的。 三、科学哲学理论对医学科学的指导从德国科学哲学的先驱弗雷斯退出康德阵营后对科学的划界,约翰·弥尔、惠威尔及约翰·赫歇尔等科学哲学思想家们的充实,赫尔姆霍茨提出及卡西尔确实地“回到康德去”和孔德、彭加勒创立实证主义、约定主义体系,以及后来普郎克、玻尔、海森堡、薛定谔、坎贝尔等科学家发展起来的能量守恒定律、互补原理、量子论、波动方程和“假设”与“词典”等科学内容,科学哲学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经过了世纪之交的科学哲学的萌芽与科学革命后,各种特色不一的科学哲学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思想体系层出不穷,展现了一派百花齐放的景象。然而其中最能引起我这个医学生注意的当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路德维希·冯·贝塔郎菲。关于爱因斯坦,首先吸引我的是李教授对他科学哲学思想特点的阐述——“离经叛道”又“拿来主义”。“离经叛道”说明爱因斯坦不遵传统的束缚,这正是科学研究中提倡的“勇”于探索的真谛,倘若我们只是每天手捧祖宗经书、口诵经典大道,没有“离”与“叛”的勇气,是不可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的。就象李教授书中所说:爱因斯坦的哲学或思维方式既不同于传统的演绎唯理派,更不同于传统的归纳经验派,那么他是什么派呢?爱因斯坦派。“拿来主义”又恰恰反映了爱因斯坦对现有知识的掌握程度与吸收技巧,他本人曾说:“书中有的知识不需要记,我只要知道它在哪里,待我用时,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取来”,这不仅是爱因斯坦对于单个人所能掌握知识的有限性的充分了解,也反映了他对科学研究工作高超的技巧,正如李教授对其“对人类的理性闪电采取一视同仁、兼收并蓄的态度,是爱因斯坦思维的基本态度”的概括一样,爱因斯坦的“机会主义”并不是为了投机取巧钻空子,而是为了在科学思维过程中能借得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达到科学思维经济的目的。爱因斯坦为人所熟知的“思想实验”至今仍被各个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们所应用,其实现代的科学实验中无不包含“思想实验”的内涵。学习实验课程的同学们都知道“实验”是对一假说或观点验证的实践过程,本身虽带有探索的特点但并不以其为目的,属于方法学的范畴。在进行具体的实验之前,设计者实际上已经在头脑中进行了逻辑与合理性的推敲与斟酌,有类似于“思想实验”的特点,但大多还都不完全,大部分所依据用于推敲和斟酌的还仅限于现有的原理和公认的现象。深入理解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对我们未来的科学探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不仅是对现有原理和公认现象的合理怀疑,也是发现进一步规律实质的必然要求。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对我的启示在于其对“极端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回顾世界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外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到,外科学的开元与黄金时期均是世界性大战争与大地震等这类“极端事件”给予的。另外从微观研究来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断肢及尸体对于中医经络的研究价值,移植对于个体心理的研究等等,都是“极端现象”的具体运用。由此可以认为,我们目前在医学领域中所认识到的符合一般情况而与“极端现象”所矛盾的原则与原理还处于一个不完善的程度,离事物的真实面目还有距离,加快我们认识的途径往往来源于“极端现象”或“偶然事件”。李教授在“爱因斯坦——真正的科学哲学家”一章节中对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不仅对其在科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行了概述,并且在哲学层面对其成就的本质动因进行了考量。以前我们仅只言片语地了解一个大概,从这一章节可以从哲学总括高度来对这位科学家有一个新的认识,确实让人激动不已。以“双面神思维”找到离奇和极端的对立对我尚可理解,而由此“从想象力的驰骋中使离奇的诸方面从极端的对立中解脱出来,概括或创立出新的统一、和谐的范式来”,由于缺乏具体生动的实例而使我长久嗟叹,但其中隐含的不和谐的和谐问题却深深的引诱着我陷入沉思。应该说这种对抗的和谐并不难理解,实际上,在医学领域比其他领域更常见到对立或对抗性的统一的现象,如抗生素便是首先在细菌中发现的用以抵御细菌滋生的物质,又比如细菌菌落中局有抗原又有与之拮抗的抗体,恰体现了“生于斯灭于斯”的统一。另一个使我注目的是《关于一般系统论》的著者——路德维希·冯·贝塔郎菲,之所以对此兴趣更大些,不仅因为从今天的认识看,他提出的“有机论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而且该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生命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我自身所从事的专业领域更紧密。他认为生物机械论因不能提供正确的模式来认识有机现象而求助于一中神秘的生之冲动或生命圆极老说明有机物的特性是荒谬的,并提出了生命是系统的或整体的观点、生命的动态观点和生命组织等级的观点。直到今天,由于相关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人们逐渐加深了对生命系统化认识的程度,对系统论的观点笃信不疑。但我认为至少还有一部分人仅停留在认可与赞同的层次,还没有真正地在实践中进行应用,比如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微观深入与临床治疗的个体化实践中存在的巨大反差,就是研究者还没有从机械论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的明证。身边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只要把每一个细胞、分子详细地拆分并研究清楚,就能彻底搞清楚生命现象的各个难题,就好象把每个齿轮制造好,就一定能制造出“人”这部机器,许多研究的立题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所以只有具备了比较完备的哲学思考能力与掌握必要的分析方法,才能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并沿着正确的步骤前行。从系统论出发而发展的生命现象中稳定性、反馈系统与反应链等概念已成为了当前医学领域中经典的理论,对我们更加科学、合理地认识生命现象影响巨大。看待生命现象,如果没有系统的观点,还有可能导致我们一叶障目,错误地将一些特定条件下所取得的实验结果错误地运用到具体的患者身上,而导致严重的后果。近20年来,在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医学统计学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循证医学也正是在这种现实的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并迅速地被相关领域所接受。循证医学是医生针对某一患者的具体问题,检索此前所有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结果,并运用适宜的统计方法,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其进行严密的系统评价,选择合理地治疗措施以解决针对性的问题。从循证医学的定义就可看出该学科的新生正是基于系统论的基本观点而发展的,所以一个半世纪以前确立的系统论的哲学观点至今仍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四、医学生需要哲学的开慧医学与哲学的不解情结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中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实际上就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延伸。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也与当时的希腊哲学密不可分。现代医学,以DNA和RNA的发现为代表,预示着已经走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移植医学、辅助生殖技术、医学工程学、干细胞研究技术、无性生殖技术、人畜嵌合技术等等,都提出了大量的哲学课题。胚胎、受精卵是不是生命?生命何时始、何时终?人的生命可否被复制抑或人工制造?孟德尔遗传规律、达尔文进化论都面临着挑战。这些医学哲学课题,哪一个不与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临床思维不仅以哲学思维为基础,也升华于哲学思维。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思维习惯与方法。医生根据自己掌握的临床资料和医学知识,对各种临床问题做出判断,这是医学思维的问题,但如何运用知识和资料以取得对疾病的真实认识,特别是对某些较为复杂现象的认识,则是哲学思维的课题。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若能和科学的哲学思维结合,使临床思维和哲学思维有机地融为一体,则是如虎添翼。在临床工作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临床问题。如病史和实验室的检查不一致样怎么办?体检结果与病人主诉不相符是怎么办?治疗的效果与预料的不同怎么办?如此种种问题,都是需要医生通过正确的思维加以分析、理出其中的头绪、反复实践才能解决的,而这正是哲学的功能。医学知识和技术设备,是从事医学的手段,而如何恰当地使用知识和技术手段,就在于医生的思维方法。哲学正是临床医生的思维灵魂。早在二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就明确无误地指出:医学是建立在临床经验和哲学推理基础上;医学和哲学之间没有大的不同,因为医生也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医学正在面临着价值多元化和目标多元化的挑战。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处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的碰撞,使人们不可避免地转入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的旋涡之中,这又势必加大各种医学问题的多元选择的复杂性。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成了所有医学科学工作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哲学正是帮助我们做出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最好的武器。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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